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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”出自陶渊明的《自祭文》，意译“勤靡余劳”是一辈子勤勤恳恳，不遗余力。“心有常闲”却与“勤靡余劳”相对，意思是心灵保持悠闲。梁启超在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》一文中将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。乐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十六个字作为陶渊明“人格的总赞”，是对陶渊明精神特征的总体概括，这是很得要领的论断。

这两句话为什么能作为陶渊明“人格的总赞”呢？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思考，关键是其精义与《周易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血脉贯通。据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“天行健”的“行”有两解，一是用作动词，有运行之义，一是名词，指道，且以“道”解为长。因此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是指上天运行遵循大道，刚健不已，君子也应效法上天自强不息；“地势坤”的“坤”是顺之意，顺什么呢？顺天顺道，因此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是指地顺承天道，君子应效法地，厚德载物，兼容并包。如此，“勤靡余劳”就是陶渊明化的“自强不息”，“心有常闲”就是陶渊明化的“厚德载物”。“心有常闲”不是指简单的闲逸，这种闲逸应是在“厚德载物”基础上的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像地一样敞开自己的胸怀，容纳万物，与万物融为一体，这时遇到事情才不会为其堵塞抑郁，能从各种负面的情绪摆脱出来，从而保持“心有余闲”。所以，陶渊明的“勤靡余劳”“心有常闲”和《周易》中的“自强不息”“厚德载物”是息息相通，血脉相承的。

我们对陶渊明一般的理解是他很飘逸，但是我们仔细阅读陶诗，会发现他的生活是沉重的，“勤靡余劳”“自强不息”是他人生的一个底色。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其三云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”这首诗被认为是一首写得很飘逸和平淡的田园诗，人们把审美眼光更多地集中在“带月荷锄归”一句中，锄完地回家，把月亮带回家，月亮走我也走，这是多么飘逸和美丽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了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和“晨兴理荒秽”，陶渊明晚年归田后还有五个男孩子需要抚养，如果不去种地——他又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，他从哪儿去获得钱财养家糊口呢？所以说他必须去种地，因此41岁归隐后，他有22年的躬耕生活。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父亲，发现地荒了当然会焦虑，一大早就去锄地，勤勤恳恳地劳作一天，肯定很疲累，但也化解了焦虑，心灵暂时得以安顿，这时候才能有一种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感觉。因此沈德潜《古诗源》卷九评陶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说：“《移居》诗曰：‘衣食终须纪，力耕不吾欺。’此云：‘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’又云‘贫居依稼穑’，自勉勉人，每在耕稼，陶公异于晋人如此。”从内心接纳辛勤劳作是陶渊明超越同时代贵族之处。

陶渊明的“勤靡余劳”为其诗歌的平淡飘逸打上底色，但这不是全部的陶渊明，陶渊明身上还有另一种精神：“心有常闲”“灵府长独闲”。这种精神是魏晋风流留给他的印记，也受到他亲近敬爱之人的影响，比如他的外祖父孟嘉。陶侃、孟嘉、陶渊明三人都能喝酒，但喜欢有深浅，作风有不同。史称“（陶）侃每饮酒有定限，常欢有余而限已竭，（殷）浩等劝更少进，侃凄怀良久曰：‘年少曾有酒失，亡亲见约，故不敢逾。’”陶侃把喝酒的量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。孟嘉喝酒的态度则是“好酣饮，逾多不乱，至于任怀得意，融然远寄，旁若无人”，“逾”有过量之义，陶侃“不敢逾”，孟嘉则“逾多不乱”，不因此违法乱纪，而是神情悠远，旁若无人，与天地融为一体。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“性嗜酒，……或置酒而招之；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”。以五柳先生自比的陶渊明在喝完酒后的率性态度与孟嘉更近，反而与陶侃远，这正是不为俗羁、“心有常闲”的体现。陶渊明通过饮酒、借助酒的作用融化世间不平之事，厚德载物，胸怀旷达，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陶渊明的心有常闲是厚德载物、自强不息、勤靡余劳基础上的超越精神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闲逸。陶诗的闲逸与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到朋友家里过一个重阳节休闲不同，其原因就在这里。

“自强不息”“厚德载物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，但是它们仍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最高的境界。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？最高的境界当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也就是我们在解读《周易》的“自强不息”“厚德载物”时，都往往容易忽视的前面六个字“天行健”“地势坤”。“自强不息”与“厚德载物”是有根本、有依据的，它的根本和依据是天、地、自然，“天人合一”的“天”也代指自然，它类似用西方的话语所解释的人类面对的客体，但是中国古人理解的“天”不单单是一个客体，而是应该敬畏和效仿的最高存在，与人的精神是合一的。在陶渊明，这个合一的境界就是“乐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，修身俟命，委运乘化，顺应自然以至于“托体同山阿”。

有了以上对陶渊明精神的理解，我们再来读他的《饮酒》其五“结庐在人境”，会发现它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个性化传达。

正是有了“心有常闲”这样一种心境，陶渊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、发现美，感受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情景交融的意境，体会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在这个境界里，人生的各种烦恼、矛盾便像“厚德载物”一样容纳在他的胸怀之中，整个身心处在自由、自然、和谐之中。这种境界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过了艰难的自强不息和勤靡余劳的努力。此一底色在他这首最飘逸的诗里也隐约存在。这就是“结庐在人境”的“结”，什么是“结”？“结”就像蜘蛛织网一样，非常辛勤地去劳动，“结”可以看作一种劳动，你住的房子要去“结”，要去建造，而不应一伸手就轻而易举地得到，甚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占有。陶渊明建造的房屋不单单是一个房屋，在“结”的同时，他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理想憧憬。这里的“结”实际上就是“勤靡余劳”、自强不息在诗中留下的一个动作性符号。它是这首诗能够进入情景交融、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前提，没有这个前提，诗境会像飘浮在天上的气球，失去了拿在手里的线绳，会破裂的。另外，要注意陶诗当中有烟火气息，那便是“人境”，“人境”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，他“结庐”为什么要结在“人境”，这也是“勤靡余劳”的底色。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理想的境界不在天上，不在未来，就在人间，就在当下，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人间的幸福。所以，《桃花源记》描绘的幸福生活有劳作，有人间烟火气息。这桃源的“往来种作”就是“结庐在人境”中的“结”，“设酒杀鸡作食”就是“结庐在人境”的“人境”。所以说，“结”和“人境”在此处奠定了这首诗的根基，它的文化基因就在于“勤靡余劳”、自强不息，因为你只有将这些筑稳了，你的心才能稳稳当当地“闲”，没有外在、外物束缚的真正的“闲”。反之，总担心哪一天会东窗事发，如何像陶渊明一样住得很安稳自在？

是“人境”就会有艰难、苦恼，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，陶渊明用“心远地自偏”去付出心灵的努力，即与世俗社会当中不符合真善美的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。“心远”不仅是物理距离的远，更重要的是心灵距离的远，这就相当于在审美上为自己的心灵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存活的空间。只有这样，觉醒了的人，解放了的人，才是一个审美的主体，以这样一个审美的主体去观赏外物，你听到的、看到的便不会是“车马喧”，而是“东篱”“南山”“山气”“飞鸟”，于是，情景交融、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。所以这首诗的最后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实际上是已经从这个境界中走出来，为了更好地烘托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感受而作的结尾。

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，真正以诗歌这样一种形式、用心灵去感悟到这样一种境界的人是陶渊明，也就是说中国诗歌之所以有天人合一这样一种境界、意境，中国诗歌真正能建立起个性化的诗歌意境，是从陶渊明开始的。

（作者：李剑锋，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