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百年前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出一句感慨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、历史著作连续不断，这实在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比不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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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没毛病。中国有深厚的写史传统，古代史籍浩如烟海。光看分类，就让人惊叹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分史书为15类，即正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别史、杂史、诏令奏议、传记、史钞、载记、时令、地理、职官、政书、目录、史评。

排位第一的正史是中国历史著作的主心骨。

每当王朝更替，新朝建立，都要组织人力编写前朝史，是为正史。这一叫法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到清代备齐了二十四史，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直至《元史》《明史》，历时1800多年，共3200多卷，4700万字。

二十四史开始几部不是国家行为，都是个人写作，后来得到国家承认，才立为正史。到唐朝开始把正史列入官修，国家出面，征集史料，选调学者，设置总裁、编纂官、监理、提调、缮写、校对等一系列职位，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，参与其中者，多为一时俊杰。

比如北宋的宋祁，写过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这样的名句，被誉为“红杏尚书”。宋仁宗时，他和欧阳修一起撰写《唐书》，历时17年修完。为区别五代时期修的《旧唐书》，就称为《新唐书》。修史的时候，宋祁工作发生调动，他就带着书稿去了成都。每晚吃完饭，他就拉下帘子，点上蜡烛开始写。“远近观者，皆知尚书修《唐书》”，成为一时佳话。

正史的编纂体例都是纪传体，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。此外，还有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——以时间为中心，按年、月、日编排史实。

编年体最早起源于中国，是周代史官创造出来的。《左传》完善其体例，东汉荀悦《汉纪》创断代编年体，北宋司马光则成通史编年体。其他编年体史书，还有起居注、日历、实录等。

像《资治通鉴》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的编年史，因它只是逐年记述，好像账簿一样。一件事情如果连续发生好多年，想了解某事全貌，便要翻阅好多卷，挑着拣着找，很不方便。

为解决这个困难，南宋的袁枢就把分散在《资治通鉴》不同年份的同一件事的材料集中起来，编写出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纪事本末这种体裁就此诞生——以说清具体事件为主，不以年代、人物为主。

回过头再说二十四史，其内容丰富，是万象兼备的百科全书，最有价值之处莫过于原创性——因其据以编写的原始材料，包括档案、实录、家传、碑志、行状等，多是反映某一朝代史实的最早记载。后来原始材料多不存世，得亏正史得以流传后世。

正因为保存史料多，二十四史卷帙浩繁，所谓“一篇读罢头飞雪”。前人想表达“情况复杂，头绪繁多，不知怎么做起”的意思，往往就引用清代作家李宝嘉的话：“尝苦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处说起。”

对此，南宋学者朱熹有自己的观点。

有学生问他读史之法时，朱熹说：“《资治通鉴》难看，不如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这两本书里记载的事情多有贯穿，同一件事散见在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之中。《资治通鉴》是逐年记事，一年一年看过去，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，不容易找到某一件事的头绪。”

学生请他具体谈谈“正史是怎么一件事多处说的”。朱熹说：“拿刘邦赴鸿门宴这件事来说吧，《高祖本纪》和张良、灌婴等人的传从不同角度叙述，意思详尽，读起来让人心情欢洽，容易记住。《资治通鉴》是在一年的某一处说到这事，没说完就去说别的了，预知后事如何，得去下一年找，记性好的人才能看得下去。”

朱熹的见解有道理。读史，先读正史，收获会更显著一些，这是正史的特点决定的。他还有一个读史总纲：“先读《史记》，再读《左传》，再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有余力就读全史。”有余力的人当是不多，但这种“先重点后一般”的读法是适合大多数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