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相关资料图)

唐诗自诞生以来，一直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，唐诗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78年至今，以唐诗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有11000余篇，1996年至今，相关硕博论文有2900余篇，邻近学科涉及唐诗的论文约8000篇，合计超过20000篇。另据尚永亮《近20年唐诗研究述论》统计，1978-2018年唐诗研究的成果多达34930项。当然，唐诗研究的繁荣，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几何式增长上，更体现在质量的明显提高上。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，唐诗研究有如下突出特点：

鉴赏热。新时期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广大读者热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诗艺术奥秘的著作。由此，引领唐诗鉴赏风气的作品应运而生，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：刘逸生《唐诗小札》、沈祖棻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，而尤以后者影响为大。沈祖棻是现代著名词人，其《涉江词》《涉江诗》在抗战时名震一时，同时她又是著名学者，以诗人之心解析诗词，别有会心。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从作品本身出发进行分析鉴赏，其方法是先精讲一首七绝，然后列举若干首题材、风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，加以比较，往往有举一反三之效。此书与其《宋词赏析》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流行的诗词鉴赏类图书。而真正的唐诗鉴赏热，还是在《唐诗鉴赏辞典》出版之后。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作者达百余人，均为从事唐诗研究、教学的学者，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学术眼光。该书发行数百万册，推动唐诗名篇走进千家万户，深入人心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《唐诗鉴赏集》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前者选材较广，后者赏析较精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阅读与欣赏”节目，经常播出唐诗鉴赏节目，且将文字稿汇编成书出版。此外，唐诗选本的出版也盛极一时。清人孙洙所编《唐诗三百首》一版再版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唐诗选》及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韩愈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杜牧诸人的诗选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“选集”。这些都为广大读者欣赏、阅读唐诗，提供了优质的文本。周啸天主编的《唐诗鉴赏辞典补编》则进一步推动了唐诗的鉴赏热。近年来兴起的电视讲坛节目及诗词大会等，因其雅俗共赏、老少皆宜，也对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刘学锴的《唐诗选注评鉴》则是近年出版的唐诗鉴赏佳作。该书分“选”“注”“评”“鉴”四部分，共鉴赏唐诗近700首，选目与《唐诗鉴赏辞典》有较大不同。鉴赏方面，既博采众长又独具慧眼，对李白、王维、李贺、李商隐诗的解析、鉴赏尤其深刻。数十年来，唐诗鉴赏的热度不减，在促进唐诗普及的同时，也提升了民众的文学修养。

大诗人研究热。唐代大诗人研究，近几十年来成果丰硕，如王梵志、寒山、拾得、杨炯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陈子昂、张说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孟郊、贾岛、贯休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韩偓等，均有首创性的注释本。而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杜牧等，则有吸收旧注之长、后出转精的新注本问世，且呈现出综合研究的趋势。如白居易研究，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笺校》首次对白居易集作了笺释与校勘，用力甚勤，收获亦多。其《白居易年谱》与《笺校》相辅相成。此后，谢思炜出版了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《白居易文集校注》。谢注的一大特色是采录了日本金泽文库等数种白居易集，扩大了校勘的范围，丰富、充实了白居易诗文注释的内容。青年学者陈才智整理出版的《白居易资料新编》，共汇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则评论资料，参考书籍3500余种，其字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白居易卷》的20倍左右。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不懈努力，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备，也大大突破了过去只重其讽喻诗、只讨论其人民性的局面，取得了多方面进展。再如李白诗集，宋人杨齐贤、元人萧士赟、清人王琦先后为其作注。当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，其《李白诗文系年》《李白诗论丛》虽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，但真正产生影响是在80年代之后。这两本书是当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，而他在此基础上主编完成的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则是一部集李白诗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。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白集校注》吸收了《李白诗文系年》的成果精髓。安旗主编的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、郁贤皓的《李白丛考》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亦多创获。周勋初的《李白评传》《诗仙李白之谜》，内容十分精彩。裴斐等人主编的《李白资料汇编》，为李白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。刘学锴、余恕诚毕生从事李商隐研究，他们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集古今李商隐诗歌注解之大成，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《李商隐资料汇编》则为新创，另著有《李商隐诗歌研究》《李商隐传论》《李商隐诗歌接受史》等。有学者认为，刘、余二位的李商隐研究，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格局，使得李商隐由原来文学史的一节，变成了现在的一章。

文化学研究热。超出单一的文学研究，从文化学的角度讨论唐诗，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。陈寅恪创“以诗证史”之法，并在其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有充分展示。其研究着重探索隐藏于文学背后的历史底蕴，对学界深有启发。袁行霈、丁放《盛唐诗坛研究》讨论了盛唐政治与诗坛的关系，如论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与迷信道教方术对诗坛带来的影响；玉真公主对诗人的提携于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；盛唐贤相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对盛唐诗歌的正面推进作用；李林甫、杨氏兄妹专权跋扈对盛唐诗坛的伤害等，均从文史结合的维度作了自己的解读。邓小军的《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》《诗史释证》《古诗考释》等书，自觉运用陈寅恪的方法，对唐诗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精到见解。傅璇琮、陈尚君、胡可先等学者，则由史学入手，探寻唐诗的历史背景，既从正史、野史笔记出发，更重视敦煌文献、地下文献、域外文献等，使唐诗研究扎根在历史的沃土中。尚永亮关注诗人贬谪与创作的关系，李浩系统考察地域、士族与诗歌的关系，戴伟华关注唐代使府与文学的关系，也有系列论著问世。孙昌武、陈允吉及李小荣、张勇等，致力于研究佛教与唐诗之关系。如陈允吉的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《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》论佛寺壁画与唐诗之关系，论王维、韩愈、李贺诗歌与佛教之因缘；而对于道教、儒学与唐诗之关系的考察，孙昌武的《道教与唐代文学》、葛兆光的《想象力的世界——道教与唐代文学》、刘顺的《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》，都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。任半塘开创的、以《唐声诗》为代表的唐诗与音乐研究，为其弟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；袁行霈、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之交集，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《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》中均有精彩论述。将唐诗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，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，大有益处。

新方法热。“老三论”“新三论”、符号美学、新批评、阐释学、接受美学等新方法、新理论，对唐诗研究也有较大影响。这对于解放思想、开阔视野，有一定积极意义。如董乃斌的《李商隐诗的语象—符号系统分析》、陈伯海的《意象艺术与唐诗》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诗；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“文本细读法”研讨杜诗；傅道彬的《晚唐钟声》借鉴原型批评方法。但新理论的运用，一定要与中国传统理论及唐诗创作实践相结合，否则就会成为两张皮，这是要深以为戒的。近年来，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唐诗，也出现了较多成果，如陈文忠的《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》，从理念与方法、经典作品阐释史、创作影响史等方面，对接受美学理论的中国化，作了有益探讨，并对《黄鹤楼》等唐诗名篇的接受史进行个案研究。以唐代大诗人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，数量亦较为可观。而域外汉籍的唐诗辑佚及其研究，近年来也颇为活跃。如东亚各国，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，大量汉籍早已传入这些国家，有些是中土已失传的文献，有些则与中土版本不同，足资比较与参考。这些国家的诗人、学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诗的成果，有的也有较高水平，至少有文献价值。欧美诸国则因种种原因，保存了不少我国大陆稀见的唐诗资料，充分利用这些材料，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。

总之，新时期以来的唐诗研究对“文学本位”的认识尚待加强，艺术研究亦嫌薄弱。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，充分运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，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，推陈出新，使唐诗研究迈向新的高峰。

（作者：丁放，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唐诗学研究”首席专家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