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;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首收入中小学课本的有名的悯农诗，在十多年前，曾有过一场著作权的聚讼。

原来，对这首名归于唐代李绅的诗，有人突然发现在清人编的《全唐诗》中，居然又出现在聂夷中的名下。并且在聂夷中名下收录之后，还注有“此篇一作李绅诗”。这一发现，就使这首在清代已是“妾身不明”的诗，又重起争端。争论的结果，似乎是聂夷中占了上风。

主张聂夷中作的学者，举出如下理由：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其一，宋刻本《全芳备祖》将这首诗没有收入李绅名下，而是收入在聂夷中的名下。

其二，引据宋人撰《唐诗纪事》中聂夷中“奋身草泽，备尝辛楚，尤为清苦”之说，列举聂夷中出身贫寒，及第后仅做过县尉小吏，由此得出聂夷中能体察民间疾苦。

其三，《全唐诗》所收聂夷中诗，有四分之一是描写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象的。

综上所述理由，得出这首诗的著作权非聂夷中莫属的结论。

然而，笔者以为上述理由并不充足。第一个理由只能说明这首诗早在宋代已出现作者归属的问题了。而第二、第三个理由最多也只能算是旁证。所以说，以上述三个理由并不足以否定李绅的对此诗的著作权。

由于存有较大的疑问，笔者对典籍作了重新检视。

的确，这首诗除了在《全唐诗》两出之外，清代的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卷103及《御览经史讲义》卷29均有明宣宗“咏聂夷中锄禾日当午句曰”的记载，似可为主聂作者之补证。但宋代也好，明代也好，对于唐代诗作来说，其记载均属后出，重要的是应当检视一下唐人如何记载。在唐人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上，笔者找到了有关此诗的记载：

李相公绅督大梁日，镇海军进健卒四人。……初，李公赴荐，尝以古风求知吕光化，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，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，斯人必为卿相。果如其言。诗曰：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
这里所说的古风和收录的两首诗，正是《全唐诗》所收录的古风二首。并且《云溪友议》明确记载这两首诗是李绅登进士第之前的作品。此外，去唐未远的五代后蜀何光远，也在《鉴诫录》卷8记载：

李相恭绅有伤农之叶，郑征君云叟继之，名恭不敢优劣。李公诗曰：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；岂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郑君诗曰：一粒红黍饭，几痛牛领血，珊瑚树下人，衔杯吐不歇。

这里的引诗，除了个别文字与通行本有异之外，并无作者异议，明确指为李绅。

宋代的文献中，北宋初期编撰的《太平广记》与中期编撰的《唐语林》，分别在卷170与卷4援引了《云溪友议》。而南宋姚铉编的《唐文粹》与洪迈编的《万首唐人绝句》，则分别在卷16和卷14收录了此诗，亦明确指为李绅的作品。

此后，宋人编撰的诗话与类书均转引上述文献。如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25。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后集卷22。《诗话总龟》卷5，甚至还包括李绅否定论者引为旁证的《唐诗纪事》卷39也引用《云溪友议》，记李绅作此诗。至于明代和清代的诗选和类书，在述及或收录此诗时，亦均记在李绅名下。如明陆时雍的《古诗镜》卷47及彭大翼的《山堂肆考》卷144。清代的《钦定全唐诗录》卷69及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卷9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卷225。《渊鉴类函》卷198。

以上的考察可见，从唐迄清，几乎是众口一词，将此诗指为李绅所作。从这一事实来看，就不能不考虑居极少数的聂夷中作的个别记载是否有误了。考证重证据，尤其是重视早出的，较为接近原始的证据。因此，上述考证可以说已经巩固了李绅对此诗的著作权。

即使从个人经历上说，也不能肯定聂夷中，而否定李绅。试问，与白居易、元稹过从甚密，同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倡导者，白居易可以写出《卖炭翁》和《新丰折臂翁》等同情下层百姓的诗篇来，李绅就写不出《锄禾日当午》吗？接受儒学民本思想熏陶的古代士人，无论个人境遇如何，耳闻目睹人间苦难，拥有恻隐之心与怜悯之意，当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情怀。因此，以个人境遇来揣测诗文作者，作为旁证，在逻辑上也不够有力，且容易流于主观臆断。

（作者：王瑞来，系河南大学讲座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