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企业研发一线赶回学校实验室，烟台大学药学院教授田京伟怀揣着一粒粉色药片。这粒小药片，看似不起眼，却并不简单——它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一类新药，用于治疗抑郁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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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的很不容易！”2月14日，面对科技日报记者，田京伟感慨道。为了研发这粒小药片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，再到临床试验，产学研联手攻关，前后历时12年。

批了！首粒“中国制”抗抑郁原创药诞生

“批了！”2022年11月3日，这款名为“若欣林”的创新药获批上市。作为该项目的研发主持人，田京伟长舒了一口气。

抑郁症，是发病率最高的单病种精神疾病。“由于社会教育问题，人们对抑郁症往往缺乏科学认识。”田京伟说，“据统计，我国抑郁症患者中，就诊率只有20%。”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抗抑郁药出现了不少，但大都“治标不治本”。“这些药品治愈率较低，治疗后有残留症状，患者功能无法全面康复。”田京伟介绍，一般的抗抑郁药物有5大缺陷——起效时间慢，不能改善患者兴趣，不能改善认知，导致和加重性功能障碍，导致镇静和嗜睡。

更让我国科研工作者心有不甘的是，长期以来，国内市场上的抗抑郁药几乎皆由跨国药企研发，本土药企产品则以仿制为主。

这一切，让田京伟团队深感使命在肩。他们义无反顾地迈向抗抑郁原创药研制的“深水区”。

“创新药物的研发，就像是一场冒险。”田京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在新药领域，原创药的研发难度最大。

12年来，研发团队不舍昼夜，周末假日无休，田京伟清楚：“与众多对手拼抢速度，必须全力以赴！”

攻关！发挥科研机制上的“先天优势”

从实验室到进入临床试验的阶段，通常被称为新药开发的“死亡之谷”。这是因为，成果转化的技术难度高，成功率低。

复盘“若欣林”攻关之路，烟台大学药学院院长助理张蓬认为：“校企联手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功经验。抗抑郁原创药的立项是一个契机，深度验证了校企联手科研的水平。”

这句话也道出了他们在科研机制上的“先天优势”。

绿叶制药是一家以创新药物研制为主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2000年，烟台大学与其联合成立药学院，主攻领域之一就是精神神经系统创新药。

田京伟自此有了双重身份，他既是烟台大学分子药理和药物评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、药学院教授，也是绿叶制药集团非临床研究部副总裁、新药发现部负责人。

如果将抗抑郁新药研发过程简单地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，那么，基础研究的重点就在于靶点发现和临床前概念验证，主要由烟台大学负责；绿叶制药则主要负责开发研究，包括药物制备和质量控制、药理毒理研究、临床研究等。

在高校与企业里摸爬滚打，这样的双重经历提升了田京伟的判断力，使他能够敏感地发现科研长征中的一些弯路，从而提前规避风险。

团队成员王洪波教授介绍，基础研究是科研院所的强项，企业则对市场、客户需求的敏感度更高。“失败是常态，成功是巧合”，高校眼中的高价值项目，交给企业后，后者未必感兴趣。而校企联手的产学研机制，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，将企业的需求、平台、资金、经验与高校的基础研究、科研人才优势深度融合，提升转化成功率。

成了！“一把钥匙同时打开三把锁”

在田京伟主持下，多名药学院教授分工协作，烟台大学、绿叶制药以及众多临床协作方共约500余名专业人员，加入了这场充满挑战的药物研发中。

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傅风华，擅长新药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；多个国家级项目承担者刘万卉，擅长药物分析及长效缓释制剂研究……拥有“独当一面”实力的他们，联手协作，取长补短。

田京伟和同事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，新药不仅需要同时作用于3个靶点，即5-羟色胺、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转运体，还要对3个靶点的作用强度各有不同。

“应该对哪个靶点作用最强，对哪个靶点作用最弱？强度的比例又是多少？”田京伟打了一个比方，“靶点与药物的关系，可以简单理解为锁与钥匙的关系，药物就像一把钥匙。”通过反复研究，团队提出“不均衡抑制三个靶点再摄取”的治疗理论，解决了“一把钥匙同时开三把锁”以及打开幅度和角度的问题。

另一个难题是“药物—靶点—临床疗效”的相关性。通过特定强度比例，不均衡抑制3个靶点是否能够实现临床转化？这是对理论的验证阶段，也是全球研发的难点。经过不断试验，团队最终也完成了从理论到临床的转化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，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。

“‘若欣林’是迄今为止，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临床专家主持主导完成的1类抗抑郁新药的大型验证性临床研究，是我国精神药物研发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”作为项目参与者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张鸿燕教授倍感振奋，“现在可以说，在全球抑郁治疗领域有了‘中国力量’！”（王延斌、夏凡）